2021年10月4日 星期一

【文學相對論10月 二之二】關曉榮vs.楊渡/那衝出去的一代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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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薈萃 【文學相對論10月 二之二】關曉榮vs.楊渡/那衝出去的一代人(下)

  人文薈萃

【文學相對論10月 二之二】關曉榮vs.楊渡/那衝出去的一代人(下)
關曉榮vs.楊渡/聯合報
楊渡。(圖/楊渡提供)

想記錄的是一個時代,而不是自己

●楊渡

回想起來,我們顛顛躓躓的追尋,呼應了風雨,也激盪了風雷,走過經濟起飛的時光,也參與社會運動的狂飆,再直奔網路時代的21世紀。可往更深層去想,我們採訪過的人生,報導過的苦難,回應過的理想召喚,此生所經歷的、目睹的、報導的,又意味著什麼?

我仍記得,每一次的採訪過後,我總是給自己一個許諾,說:以後一定要好好寫它一個長篇記實故事,因為,社會運動的背後,真正動人的是更深層的人性。那些故事,無法用新聞報導寫完!

然而採訪如征戰,總是向下一個戰場狂奔。戰士不到年紀,是不會停下來的。而我也終於到了坐下沉思的年歲。

像《百年孤寂》那樣,歷經流浪採訪,我終究回到了文學。像做小金魚的上校,我回頭寫作。感謝疫情,我被隔離起來,不能出遊,只能在記憶中旅行。那些故事終於歸來。某一些容顏,我漸漸明白他的內在;某一場衝突,我終於知道它代表了什麼意義。某一些人與事,在人性的、大歷史的、更遠的時空中,相遇交會。他們是相通的,是互為印證的時代的足跡。

從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我彷彿看到自己的探索。我試著把它記憶下來。那不再是報導,因為已經沒有時效;那不是小說,因為是真實的;那不是回憶錄,因為我想記錄的是一個時代,而不是我自己。

為什麼要記錄這個時代呢?

因為,我們所經歷的,是一個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巨變。歐洲的工業化。用了三百年,而我們卻用了三十年。我們以十倍速飛躍,所以,經濟是跳躍的,文明是飛躍的,政治是魔幻的。

我們活得如此真實,卻又如此不真實。我們真實的經歷社會運動,可是如今怎麼成為了一些政治口號?我們期望於民主改革,怎麼一個新威權回頭控制媒體、操弄愚民?我們反過的威權回來的時候,我們還要出來對幹一場嗎?我們拚戰過的理想,最後會不會只是一場夢幻泡影?

台灣會不會像拉丁美洲一樣,不斷在迷宮中輪迴?

所以,我只能像馬奎斯的那個上校,把寫作當成手藝活兒,不斷做著小金魚。

是的,我們得把探索的道路想一想,把迷過的路、歧過的途,說一說,別讓自己的孩子,在舊的迷宮中打轉。雖然,他們有新的迷宮,仍得自己去走。

然而新世紀的世局,疫情下孤寂的人啊,要走到哪裡去?

或許,我們仍在摸索,一如少年。

阿渡

又寫又拍,磨練報導這門手藝

●關曉榮

阿渡:

你說我用一種極端絕對的方式去八尺門蹲點,其實那時候是跟報社申請留職停薪才敢成行。不過我在《時報雜誌》又寫又拍的經歷,倒是磨練了報導這門手藝。在拍的方面,初學的時候也沒什麼特別的想法,多半是東一張西一張的街拍。我好像端起相機,人事物迎面而來,按下快門,擦肩而過,揚長而去。挖空了人與人的交往。拍與寫結合作為報導工作的方法,有利於人間現場蹲點報導的影像敘事,當然也是一種身體力行的嘗試和挑戰。1984年三大礦難後,有「送愛心到海山」的捐款活動,八尺門的朋友跟我開玩笑:「怎麼都沒有送愛心來這裡……」

吃魚嘛,八尺門的朋友進港回家,都能分到或多或少的「菜魚」。進港後的家聚當然少不了魚蝦,我還是在那裡才曉得什麼魚都可以生吃,包含比較貴的白鯧,也許是出生海南島母親常熬來補充奶水的好魚。你父親在故鄉所釣的溪魚,後來因溪流汙染不能食用,卻留下虎豹同屬貓科的匪類連帶。海南島魚的滋養,伴隨著內戰導致的流離,竟通過魚的美味,與經歷了日本殖民地台灣光復後成長在貧困農村的阿渡成為異姓兄弟,社會報告和社會運動戰場並肩的戰友。在這凶險得厲害而防疫權勢無以名狀的醜惡無恥的時代,八尺門的魚,海南島的魚,你故鄉的魚,讓我特別想疫癆初起,有一批抗疫救人的物資上的一句話:「山川無域 □日月同天」。

拆船廠採訪的夜晚,美味的鮮魚是破布仔或是豆瓣燒滷已不復記憶,卻是拆船工人在那烏黑高聳的鋼鐵叢林裡的肉身,脆弱渺小竟如蜉蝣般朝不保夕震撼人心。竟有工人躲在已切割船體部件的角落解便,來不及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就被好幾噸重的廢鋼起吊失敗而下墜,瞬息之間砸成血肉模糊的殘相,歷歷在目彷彿親眼目擊。就像你說:「看到傷殘者、早逝者、孤兒寡母的人間無奈……」而報導者只有紙張相機,卻手無寸鐵得以和被侮虐與被損害者一同反抗。

文學和攝影都有許多對手,特別是勞動生產者的手的凝視。在八尺門的漁工也都是靠著雙手勞動謀生,由於漁獲分類、分級、冷凍、倉儲作業,使漁工們的雙手粗大指甲多染黴菌病變。有一回和他們吃魚喝酒,一位朋友說:「漁船停止捕撈作業,返船進港的水路上,常常得到船艙去打盆熱水,就著小刀把手掌上的死皮泡軟後刮個乾淨……。」我竟傻瓜似的問道:「為什麼?」朋友愣了一會笑笑的回道:「唉啊!漁船一趟海大約三個月,有漁獲的時候,常常沒日沒夜連續三五天收網下網,覺都沒得睡的生活。全靠一雙手,你看!不管你有太太沒太太,抱女人是一定要的,那你一雙手又厚又粗跟石頭塊一樣,要怎麼好意思抱女人!」說完大家哄堂大笑吃喝繼續。冷不防地,我的右手被鄰座的朋友抓著高高舉起示眾說:「看,這才是一個好命人的手!」

阿渡,你說是魚變了味?是酒變了味?還是報導者變了味呢?

老關

每一個生命的容顏、形象

●楊渡

老關:

還記得以前在《人間》雜誌地下室的編輯部裡,大陳站在堆滿了書籍稿件的桌前,抬起了老花眼鏡,掛在額頭上,燦然一笑說:「啊,你來了。」

「來交稿啦!」我說。

「最近去了哪裡?有看到什麼嗎?」他總是用一種孩子似的饒有興味的眼光詢問著。他指的看到什麼,大約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脈動、社會現象,或土地與人的未曾被看見的故事。於是我們就嘩啦啦的、倒豆子般的胡說起來。

現在想到他有時調皮、有時促狹、有時嚴肅,忽而開始認真討論起問題的眼睛,然後拍拍你的肩說:「要繼續探討下去,好好寫啊!」,內心仍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溫暖。

想起那時的理想與追尋,竟然有一種看到「純真博物館」的感覺。特別是在滿街的世故媚俗,滿地的網紅惡行,才覺得《人間》那種理想主義的純粹,彷彿只存在於二十世紀80年代。

然而,人如果沒有了那樣一種信念,那種「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的生活」,則今日之生存,又是為了什麼?

前幾天,我去擔任了某報導文學獎的評審,雖然獎金不少,作品的面向也頗為國際化,有幾個國家的題材,但總覺得少了什麼。評審結束後,內心仍有一種悵然之感。細細尋思,才知道那些作品之中,少了人的關懷,少了一種信念。報導注重的是事實,文學著重的是人,唯有更深度的人的生命故事,才能使報導文學生動起來。

就像我在你《蘭嶼》系列中所見的,每一個生命的容顏、形象,是如此鮮活,是踏在大地上的子民,是縱身大浪、潛入大海在拚搏的孩子。那些容顏,並不需要太多文字修飾,便會自己站起來說話。

幾年前從職場退休後,我安排自己過著安靜的寫作生活。因為安靜,記憶在歲月的長河中沉浸,竟像高粱酒,慢慢變成陳高。過去的苦澀、辛辣、嗆喉的氣味,如今反而自成一種醇厚之味。

還記得1988年,時報發生工運的時候,我是反對的,因為好不容易有一個自由派的報紙同情社會弱勢者,怎麼反而來搞它,這不是會造成社會運動的倒退嗎?然而,社運狂熱的時刻,激進派的口號總是占上風,誰會相信溫和的主張。於是我被他們攻擊,黯然中我孤獨遠走,後來去大陸採訪,繼續我寫完台灣社會力之後,探索台灣命運的旅程。隔一年,即遇上歷史性的天安門事件。感謝台灣社會運動的訓練,我得以用更深度的方式,去報導學生運動,去了解群眾運動現場的激進與恐懼,狂熱與毀滅。望著那種激狂執著而近於崩潰邊緣的學生的臉,我常常自省,換作是我,能平安從廣場撤退嗎?為什麼人性中有一種徹底走向悲劇的衝動呢?

人性啊,是如此深沉,如此矛盾糾葛,千纏百結,我要如何去理解?如何去描寫?

去年我用盡所有心思在寫《未燒書》。很多時候,我總是猶豫該不該用這個形象,適不適合用這個字,去描寫某一個人,某一件事。我逐漸發現,許多當年平凡的記憶,隔著遙遠的距離之後,才看到它背後隱藏的深義,知道它其實是一種隱喻,一個更深刻的象徵,只是我們當年並不明白。

在它還沒有被歲月浸透之前,我們沒能夠聞到那命運的醇厚之味。

於是我看到那個自己,站在天安門廣場,探問理想的信念與激情,追尋與毀滅,而我的命運也自此徹底改變了。然而,當年的自己怎麼會知道?

老關,在寫信的此刻,我想到你。那個出生於海南島的戰火下的嬰兒,倖存下來的生命,在台灣這個遙遠島嶼的更遙遠的蘭嶼,在追尋什麼?他的生命,要完成什麼?

我們的生命,在更高的蒼天的掌紋裡,是不是也是一種隱喻?一個希望說出什麼故事的存在?我們只是風中晶瑩的一粒輕塵?

在寫作的當下,老關,那些我們一起採訪流浪的往事,一一歸來。在流浪死生的旅途中,我們還會互相掩護一陣子吧,或許不像《虎豹小霸王》那兩個傢伙,我們會一起喝酒,一起老去! □握手

阿渡

你們去民眾生活的現場接受他們的教育

●關曉榮

阿渡:

《人間》雜誌創刊號發表了〈八尺門-2%的希望與奮鬥〉,創刊前我離開了幾個月蹲點的八尺門,在家裡沖放照片。某一天接到大陳(按:陳映真)的電話後,相約到家裡看照片,我們蹲在擺著幾十張八尺門照片的客廳地板,反反覆覆查看還沒想好組織編輯的照片。我向大陳說明八尺門的點點滴滴,大陳認真的聽著,直到離開前問我:「這些照片給我發表好嗎?」一直到大陳過世的消息傳到我母親耳裡,她說:「我記得他來家裡看照片那天……」

在八尺門的時候,常常跟朋友們徒步走去基隆漁港,空氣裡瀰漫著柴油和魚蝦腐臭的氣味,而我特別感到離開雜誌有如離開籠中鳥兒般的自由,留職停薪一年到期,回到雜誌辦公室,才明白飛出籠子的鳥兒腳上綁著根繩子。《時報雜誌》沒幾個月後停刊,職工們都轉到新辦的《時報新聞週刊》,大約在這前後我們相熟相知經常並肩採編。《人間》雜誌發刊詞陳映真說:「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的生活。」他也說過:「揭露黑暗是為了渴望光明。」

前陣子整理書櫃,居然過了幾十年後翻出去蘭嶼之前擬定的工作計畫書,那時曾找過一個基金會,想籌到預計一年的經費。基金會主持人瀏覽了工作計畫之後,要我等她出門而去,回來時拿了兩支冰棒,遞一支給我說:「這進口的水果冰棒很好吃……。」吃著吃著她笑容可掬說:「我們這基金會沒有……」離開基金會之後我們常在周刊工作之餘,在萬華夜市吃喝,由於知道《人間》雜誌財務困難,我又不是編制內的職工,不敢向大陳開口。記得只有你在夜市拿了四萬塊錢給我,並且說:「你就去蘭嶼吧,做出來的報告先在『新環境』發表再說……。」就這樣兩個前後並肩採訪的報導人,我跑去蘭嶼,你跨過民族分斷的海峽跑去大陸。

一轉眼,從台南藝大退休都超過十年了。在校期間曾經開過報導文學和攝影的選修課,利用1985年發表的〈八尺門–2%的希望與奮鬥〉和1987年〈尊嚴與屈辱.蘭嶼報告〉兩個專題實例作為課堂研討的教材。61歲提前申請退休,是因為年歲漸長餘生有限,總想重回八尺門和蘭嶼一探究竟。2011年竟然真的聯絡上八尺門的老友阿春,他還在工地釘板模,掛了電話直到見面的日子裡,說不清所以然有一股近鄉情怯的不安縈繞心頭。直到接獲電話說阿春在工地手指被絞斷住院,以及後來追蹤報告結束後,2013年由「南方家園」出版《八尺門-2%的希望與奮鬥》,那股近鄉情怯的不安始終存在。

1984年,我在八尺門拍下阿春在漁船作業時被繩索絞斷中指的照片,2011年是在建築工地斷指,不得不教我想起上封信提到漁工的手和我的手的往事。此番疫情告急,防疫竄升三級的五月,接到他姪女的電話,阿春在工地心臟病突發倒地送醫。在加護病房裡看著昏迷不醒的阿春,以及吊打點滴的手,讓我無言以對。沒過幾天,重回八尺門參加阿春的告別儀式。我沒機會參加報導文學評審會,但十分贊同你信上說的感想和「報告是關於事實,文學是關於人」的思想價值。陳映真常常對編採的同仁們說:「你們去民眾生活的現場接受他們的教育。」阿春離世,給我留下了手的不可磨滅的印記。胡德夫傳唱的〈為什麼〉疊印在手的印記上,彷彿一則吶喊的天問,同時也是生之堅強死之平靜的回響。

握手     □ □

老關

(下)

十一月《文學相對論》

江鵝vs.劉梓潔 將於11月1-2日登場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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